苏轼(～)，字子瞻，眉州眉山(今四川眉山县)人，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。他是进士出身，先后做过杭州、湖州等地州官，又任翰林学士、侍讲学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然而，因屡遭谪贬，一生历尽坎坷，直到暮年才从琼州(在今海南省境内)等地赦还，最后死于江苏常州。关于苏轼的死因，很值得认真研究，从中可以总结出深刻的教训。
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，即公元年，时值炎暑季节。一天，苏轼与友人——大书画家米芾一道乘船游览名胜古迹。其时烈日吐焰，酷暑难当，舟中更是闷热不堪。苏轼解衣露坐，贪风纳凉，同时大量饮用冰水。到了半夜，忽然暴下急泻不止，及至第二天，全身软弱乏力，疲惫不堪。当此之时，必须严格禁食肥腻，只可饮些米汤或绿豆汤之类(大米稀粥或绿豆稀粥也可)，治疗则宜服清热解暑之剂，然后卧床安心静养。却因苏轼素来喜服温补药，竟然选用黄芪等药熬粥服食，致使暑邪无法及时排解。更有甚者，米芾决定在第三天设宴款待苏轼。所办筵席十分丰盛，除了猪鸡鸭鱼等普通荤食外，还有其他山珍海味。米芾素知苏轼能豪饮豪食，席间觥筹交错，只顾频频举杯不断劝酒敬菜。殊不知此时苏轼已是病号，应当严格控制饮食。苏轼当时胃口不好，食欲不佳，本不打算多吃，无奈盛情难却，生怕伤了老朋友的面子，只好硬着头皮来一个舍命陪君子，勉强吞下不少酒肉肴馔。这一来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苏轼赴宴之后，病势陡然加重，更加暴下泄泻。从此胸膈作胀，饮食不进，夜不能寐。几天以后，热毒转甚，继而全身高热不退，齿间流血。这时，却仍然迷信人参、茯苓和麦门冬等补药，继续服之不辍，致使病情进一步恶化，前后仅二十多天，就与世长辞了，死时年66岁。
从苏轼生病到死亡的全过程来看，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人们注意。
第一，饮食不能失控。苏轼毕竟是年逾花甲之人了，酷暑季节适当喝些冷饮是可以的，但过食冷饮则非常有害，再加上贪风纳凉，故患暴下之疾。在已经生病和腹泻不止的情况下，根本不应该出席任何宴会。过食膏粱厚味，即使对于健康人也会成为致病因素，更何况是高龄病号呢?苏轼之疾亦属“病从口入”之列，可以说，他的病主要是吃出来的。平时应注意节制饮食，生病期间，尤其应把住嘴巴关。
第二，有病不可迷信温补药。苏轼患的是暑热病，不服清热解毒的寒凉之剂，却始终迷信温补药。殊不知温补之剂亦可使人丧生。针对苏轼的病情，清人陆以?在《冷庐医话》中作了这样的评论：“病暑饮冷暴下，不宜服黄芪，殆误服之。胸胀热雍，牙血泛滥，又不宜服人参、麦门冬。噫，此非为补药所误耶?”另一位医家也说：“药不对病，以致伤生，窃为(苏)公惜之云云。”
第三，无病不可滥服补药。现今有的人认为，凡补药皆有益而无害，因而无病也常服补药。其实这种看法和做法完全是错误的。诚然，补药对于虚羸多病者来说，只要对症，确能收到较好的补养功效，但并非人人都适用。若身体壮实，正气不虚，一味滥服补药，反而会招致各种药源性疾病。即使是人参、鹿茸之类的补药，倘若用之不当，照样会损伤身体，甚或导致丧命的危险。据《景岳全书发挥》记载，有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名叫沈赤文，尚在读书，正准备结婚。其父爱子甚笃，为了增强儿子的体质，便配制大补剂全鹿丸一料，分给儿子及其三个同学服用。待服药几个月以后，沈赤文忽浑身作痛，渐渐腹中块痛，消瘦不食，渴喜冷饮；后服酒蒸大黄丸，下黑块无数，用水浸之，胖如黑豆，始知为全鹿丸所化。不数日热极而死。其他三个同服此药的青年，一个患喉痹，一个患肛门毒，另一个咳嗽吐血，全都相继死去。全鹿丸系由一头整鹿(去皮及头蹄)加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当归、熟地、黄芪、锁阳、肉苁蓉等30多味温补药加工炮制而成，常用来治疗肾阳亏损所致的精神衰疲、神志不安、头眩耳聋、盗汗遗精、腰膝无力，以及妇女血亏、崩漏、带下等症。上述4个青年小伙子阳气正旺，体质不虚，却无病而服如此峻猛的温补剂，终于招致断送性命的药害。由此可知，滥服补药亦可杀人，当引以为戒。
